北京赛车:娱乐圈大院子弟 冯小刚赴王朔饭局仅陪末席

编辑:凯恩/2018-12-05 13:15

  最近因为冯小刚导演《私人订制》口碑和票房没达到预期,大骂给影片差评的影评人,宣称水火不容势不两立,并再接再厉大骂文艺青年聚集的豆瓣网装蛋,直到把自己和电影抬上各大娱乐头条为止。又把“大院子弟”这个尘封的旧概念提到台面让大家咀嚼,百味杂陈。追溯起来冯小刚顶多算半个大院子弟。他没成名之前的90年代初千方百计讨好正牌大院子弟王朔,像追求梦中姑娘那么死缠烂打,据说为了获得首肯,加入大院弟子圈子,在饭局上被撵来撵去敬陪末座,吃残羹冷炙都在所不辞,后来终于梦想成真,得到他们真传混成大腕了。

  事实上认真说开来,这两天沸沸扬扬的“文革”道歉事件,也算大院子弟(高级进化版叫红色贵族)的另一种延续。花开两朵各表一枝,那么,真正意义上的“大院子弟”的标配是什么呢?本刊试图抛砖引玉。

  马未都出身于空军五七干校,“干校”是“干部学校”的简称。五七干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根据《五七指示》精神兴办的农场,是集中容纳中国党政机关干部、科研文教部门的知识分子的地方。

  姜文的父亲姜洪齐是一位部队干部,曾参加抗美援朝,其生命中的主要部分都属于军营生活,姜文也因此成为那批“在部队大院长大的孩子”中的一位。

  王朔出身于军委训练总监部大院,全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统管全军军事训练和院校工作的总部,1954年11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成立,1955年以总参谋部军训和军校管理部、军事出版局为基础,成立该部。训练总监部是195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大总部之一,名列当时八总部中的第二位。

  叶京出身于训练总监部大院,全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统管全军军事训练和院校工作的总部,1954年11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成立,1955年以总参谋部军训和军校管理部、军事出版局为基础,成立该部。训练总监部是195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大总部之一,名列当时八总部中的第二位,高于总政治部,低于总参谋部。

  陈红和郑晓龙均出身于总后大院,全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在中共中央和领导下,负责军队后勤专业勤务和后勤保障工作的最高统率机关。

  崔健出身于空政文工团,全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成立于1950年,是一个具有光荣历史、享有盛誉的军队文艺团体。现设有创作室、电视艺术中心、声乐队、舞蹈队、器乐队、曲艺队、舞美队,并拥有一流的对外演出场所——蓝天剧院。

  叶大鹰出身于八一电影制片厂大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是中国唯一的军队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始建于1952年8月1日,前身是八路军“延安电影团”,以拍摄军事题材影视片为主,是一个具有摄制故事片、军事教育片、新闻纪录片、国防科研片、电视片和电视剧等多片种生产能力的综合性电影制片厂。

  “我跟他,一个大院出来的。”似乎是很多京籍成功人士的口头禅,大院是社交圈,是身份象征。大院子弟是同学、同僚、同床、同席、同襟这样人情关系网密布的中国社会姻亲关系的缩影,基于特殊的成长环境,父辈们的功勋与经历,子弟们战友一般成长于共同的环境下,也塑造出了大院子弟人格之中的共性。这里将以闯荡在娱乐圈的大院子弟为蓝本,由他们的过往案例、语言行为以及影视作品中对他们的表现,来总结分析大院子弟这一历史特殊人群的特点。

  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红色情结是很多大院子弟一个依然不过去的坎儿,因为正是父辈的红色身份,他们从全国各地走进首都或降生在首都,度过童年、青春期。从小在大院摸爬滚打,父辈多是不大不小的掌权者,他们从小就以为自己是伟大事业的接班人,很多人都崇拜,都觉得自己在新一轮的世界大战中铁拳横扫,能成为战斗英雄(见《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马小军独白)献身拯救全人类的伟大事业。

  大牌如姜文导演,电影大鳄王中军,收藏家马未都等人,虽然都功成名就,但都在精神上崇拜,甚至姜文自己都想演一次伟大领袖,革命还是一个让他们念念不忘的亢奋词汇。一部分人还有红歌、主旋律情结,像叶大鹰、冯小宁自己本身就是这些红色艺术的生产者,这也就能揣摩,崔健习惯戴的那顶帽子也许不仅仅是一种摇滚叛逆和政治波普,也有潜意识里面大院子弟红色意识的绵延。

  大院子弟的青春期,在冷战格局和“文革”渲染中,他们以为可以去战场上大练身手,建功立业,接过父辈的班,指点江山,挥斥方遒。迅速到来的改革开放,打破了他们这种战争英雄梦,却让他们最早看到外面世界和物质世界的诱惑。脑子转得快的,纷纷留学镀金、创业、投资,纷纷利用父辈的特权、人脉关系网,抢先跑马圈地进入各个资源领域,在以投机、官倒闻名的80、90年代,他们已在各行各业立下自己的山头。

  今天的地产、能源、交通、娱乐等各个领域的民营资本的大鳄,凡有大院子弟经历的,在创业之初的80、90年代,有几个不是闻风先动,占了政策便宜,搭了顺风车,通过决策层的人脉,抢了市场先机,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直至今天,在一些普通民营资本难以触及的暧昧领域,还有多少人的圈地运动依然靠着大院子弟血统积攒来下的人脉与资源。

  他们是1949年后的新北京人,从小的话语体系、人生经历异于常人,讲着京腔却和土生土长胡同里平头百姓有本质区别。他们是各种时髦事物的尝鲜者,哪怕在全民封禁的年代,他们可以带着“批判”的名义,通过父母关系、单位便利看内参片,借阅,偷听敌台,所冒的风险大大小于普罗大众。

  按时间顺序推演,一些学者归纳认为,大院子弟的人生经历分成“文革”受害者(参与者)、回归者、改革者、顽主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事实上都和出身血统、文化垄断、特权享受等休戚相关,而在80年代的暴发户辈出,90年代以来文化盗版事业普及,新世纪以来互联网全球化以来,大院子弟已经到深藏功与名的阶段,冯小刚的发飙并不能代表大院子弟现状,而当年的“红小兵”、“”陆续出来道歉倒是一个优越感缓解,从点将台上下来的一个信号。

  大院子弟就像王朔小说里电影一样“动物凶猛”,因为在锁闭的环境长大,让他们一定程度上是与大社会隔离了,在备战、备荒、批斗、揭发的“文革”环境中摸爬滚打,身份优越让他们很难冷静观察、优雅从容,他们的统治欲、支配欲,在封闭年代体现为军事化崇拜,文攻武斗派系英雄崇拜,而在商业年代,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土豪崇拜,资本炫富与资源垄断两两相望,在宛如自家后院的市场横冲直撞。

  面对中日、中美等关系,今天很多大院子弟骨子里还是主战派。源于青春期的迷狂,他们是铁腕人物、极权政治、铁拳军队的崇拜者。这一精神发挥在商业领域,就是弱肉强食野蛮生存的丛林法则。 陈红能够从女演员身份向女制片人成功转型,看起来纤弱的女子成为女强人,恐怕也与她在部队大院成长的经历不无关系。

  在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里,导演千回百转地采访了比王朔他们大一轮的另一拨大院子弟。作为当时最火爆的年轻人,如今散落在世界各地避世安度余生的老人,当年他们以敢把皇帝拉下马出名,他们面对镜头除了推卸责任,竟然毫无忏悔意识,或者忏悔也是自认为是历史受害者,形势所迫大环境所逼自己并无多大责任。

  从小被追捧,在优越感里生活,乃至人格单一,面子大,有傲气,缺乏同理心,缺乏自省、自我审视精神的实质,就是自恋和放不下架子。比如,观众恶评作品,票房没达到预期,冯小刚就跳起来破口大骂,一边却巴不得自封为大师,自由驾驭文艺片、商业片两种东西,自视甚高,偶有摔跤就撒娇犯浑,以为可以《一九四二》成为文艺片大师,以《私人订制》继续商业冠军的头衔,可不被市场和观众待见。

  大院子弟能侃,贫嘴,和皇城根下的老北京平头百姓能侃是两回事,老百姓胡喷瞎掰,煞有介事,很多时候是爱慕虚荣,攀龙附凤、添油加醋满足向陌生人、外地人炫耀自己京城身份的需求;大院子弟不同,他们的父亲功勋,以及他们经历的各种事件、风波,随便把一条都能头头是道,其他人艳羡的各种政治轶事、八卦,都能在他们口中衍生出各种趣味,即便他们调侃红色故事,都是以浓郁的怀旧气氛进行,一种青春期的浪潮刚刚消退的沉湎。

  大院子弟们创作的文学、影视作品,都是贫嘴的大集合,比如《阳光灿烂的日子》、《编辑部的故事》、《甲方乙方》,葛优俨然就是大院子弟的贫嘴代言人,贫嘴类似今天的网络吐槽,只是他们不是草根。如上所述,大院子弟们的贫嘴也和天桥相声里的贫得穷开心,街巷胡同贫嘴张大民式的贫得自给自足是不一样的,他们的贫有点知识却反知识,他们自认为是人民群众却乐于超脱出群众,做群众代言人,所以贫嘴这种幽默离开中国大陆的语境和土壤,在香港、台湾等华语圈就完全失灵。

  大院子弟里像崔健的彻底叛逆是比较少的,北京赛车!乃至于王朔都有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内里羞涩,所谓“痞子文学”在形式、故事、人物上的叛逆,都是单纯的性格与审美、言谈举止上的叛逆,还没到弑父、揭竿深入骨髓上的大叛逆,有一种大院子弟在极权失势后的自我放逐,对商品经济时代的揶揄。他们调戏知识分子、戏耍底层庶民也就成为必然。无论何时,他们不可能成为平民的代言人。

  冯小刚得到了王朔皮毛,却没得王朔的顽主神采。王朔的反智与媚俗,都总能扎到要害,而冯小刚的反智、反精英就是破口大骂,幽默欠奉。大院子弟因为有一层保护膜,在封闭年代的叛逆行为也不会伤及自身存在,而且能顺势短暂站立在时代潮头成为偶像,在信息爆炸传播发达、草根偶像辈出的时候,他们还是旧思维,可是时代的瓶子不容许再装旧酒来贩卖。

  顾晓鸣:其实冯小刚走到这一步很不容易,但一个人要毁掉自己是很容易的。我感到很可惜。冯小刚有一种悲天悯人的很好的素质,他的《唐山大地震》也好,《一九四二》也好,他其实有这种情怀。但他没有把这种情怀坚持下去,这是非常可惜的。其实我们内在深处都有一个“小”,都有一个不好的习气,都有骄傲、自私,乃至有一种痞气,如果得意忘形了,以为自己了不起了,或者讲愤怒忘形了,那么一不小心就会把自己西装底下的东西暴露出来了。我们上一时期所迷恋的那些冯小刚式的喜剧、王朔式的调侃,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冯小刚那些电影从今天看来,它们的价值、功能已经尽了,他们的水平其实都是不够的。今天这个事件的发生,是中国电影和中国电影人像蝉蜕皮一样进入到新的境界的重大文化事件,冯小刚开始感觉到了时代那种非常大的压力,这时他失态了。冯小刚一定是很敏感的,知道这个时代要离他而去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现在长大的一代,他们拍的喜剧片、他们所玩的桥段、现在网上很多这种幽默的桥段,冯小刚和王朔都没有了。所以现在的压力,对于这些敏感的电影人来讲,这一次他是内心有意识的非常大的反弹,那就是抗拒。

  记者:像冯小刚、王朔这群从军队大院出来的子弟他们在性格上或是作品表达上有什么样的共性?

  顾晓鸣:很多导演都是大院里面出来的,人家都是雷厉风行,拿腔拿调。大院里出了好多非常有刚性的,非常有分量的作品。大院里面有种氛围往往是敢去做,尤其是八十年代的时候,敢于表白,敢于描写,不是优柔寡断。还有一点,冯小刚、王朔他们既不是“文革”里面主要的参与者,甚至也不是受害者。他们在一定的程度上面,因为年龄的关系,很幸运地只是目睹了这样的一段时间。但这使他们变得玩世不恭,以一种特殊的身份,更广泛地参与到北京的社会中间去。他把北京草根的这些东西,很杂的东西混在一起。另一方面,他内心深处有种强悍。同时他们也带有这个时代里的正义感,所谓正义感就是为穷人讲话,他们也有种爱国的,革命的感情。所以这些东西加在一起以后,冯小刚就变成一个非常复杂的混合体。所以大院既有那种正义的、红色的,但同时因为大院越是有特权,在“文革”期间被冲击得越是厉害。所以那批人其实都有一种突然被抛到大街上的感觉,那就形成了他们以后敢于在一个新浪潮来的时候,用比较调侃的方式去表达自己。同时当机会来的时候,敢于去拍电影,敢于去做一些他们不敢做的事情。一直到他们敢于在大庭广众里面、在公众头上去拉屎。他那种行为就像是什么都不怕了,敢把我全部的真相,全部的外衣,全部的东西脱掉。所以冯小刚这一次是自觉不自觉的“华丽”裸奔。包括今天冯小刚能到这一步,就像“文革”期间贴大字报一样的,看上去都好像讲道理,其实都是谩骂。表面上我们都是大辩论,其实都是乱扣帽子,都是用很恶毒的语言。

  记者:台湾的眷村文化在某些方面和大院也是有点像,眷村也输出的一批优秀的作家、艺术家,这跟大院文化输出的那一批人,有什么不一样吗?

  顾晓鸣:很不一样,他们会有乡愁。大院在“文革”以前,那个地方是特权的地方。但是眷村基本上不是特权的所在地,而且房子都很破的,是很底层的,他们连到村外都没办法去的。就是那种贫民区一样的,把他们圈在一个地方,这是很大的区别。另外,眷村最重要的是大陆过去的,所以他里面形形色色,各种语言。其实是大陆的文化和台湾的那种生活状态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东西。大院子弟他们算是有特权的,因为是有骄傲感存在的一代。回到冯小刚,冯小刚在大院长大。他的东西,从艺术本身,我这不是扣帽子,他跟大院其实归根到底和大院外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是很有隔膜的,他和一般的群众其实也很有隔膜的。